更新：2026-06-02 18:51:20
2026年1月，三件看似无关的事件几乎同时占据国际新闻头条：3日美国出动三角洲特种部队光速“生擒”委内瑞拉时任总统马杜罗夫妇；同一天英法两国联合空袭叙利亚境内疑似伊斯兰国目标；5日，美国白宫再次公开表示应当“拥有”格陵兰岛，不排除使用武力手段。
如果将这三件事孤立来看，它们似乎分属美洲、中东和北极三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但如果放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重新执政后的整体战略框架下审视，就会发现它们高度一致地指向同一个核心命题：美国正在系统性地重构全球地缘版图。
这种重构的底层逻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扩张或收缩，而是对全球秩序进行一场以“成本－收益”为核心的战略再定价。
在这个新框架中，国家不再简单地被划分为盟友与对手，而是被重新归类为三种对象：战略资产（必须控制）、可管理风险区（可以外包），以及应被清理的成本源（需要示范性打击）。
格陵兰岛属于第一类，叙利亚属于第二类，委内瑞拉则是第三类典型案例。理解这套分类逻辑，是理解当前国际秩序转型的关键。
“经济适用型”霸权
特朗普2.0时代的全球战略并非心血来潮的政策摇摆，而是对美国结构性困境的一种极端现实主义回应。这种困境可以归纳为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
首先是财政与债务的硬约束。美国联邦债务已超过GDP的120%，年度国防预算虽然高达8000亿美元以上（有可能加码到1.5万亿美元，还是不够），但分散在全球数百个军事基地和多个战区的维持成本正在侵蚀其战略灵活性。这些全球安全承诺在国内政治层面越来越难以获得支持。当底特律的基础设施破败不堪、中西部制造业持续流失时，选民很难理解为什么美国要继续为欧洲的安全买单。
其次是盟友体系的结构性失衡。二战后七十余年，美国构建的同盟体系确实为全球秩序提供了稳定性，但也造成了普遍的“搭便车”现象。欧洲主要国家的国防开支长期低于GDP的2%，安全上高度依赖美国，但在贸易、技术标准、气候政策等领域却经常与美国产生分歧。从特朗普的视角看，这是一种极不公平的交易：美国承担了主要成本，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战略服从和经济回报。
再次是大国竞争的现实压力。中国的经济体量已接近美国，在制造业、基础设施、某些高技术领域展现出强劲竞争力；俄罗斯虽然经济规模有限，但在能源、军事和地缘博弈上仍是重要变量。美国想要维系“一超多强”的局面都有点力不从心，更不用说单极霸权。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必须在资源分配上做出取舍。
基于这三重现实，特朗普的战略转向可以概括为“可负担的霸权”：美国不再试图提供全面的全球秩序，而是通过军事、金融和政治手段，决定哪些地区值得投入、哪些地区可以外包、哪些地区应该放手。
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孤立主义，而是一种更加精算的、选择性的霸权维持方式。在这套逻辑下，主权、规则、盟友承诺都不再是绝对的，而是可以根据成本收益重新定价的变量。
拿下格陵兰
格陵兰岛问题是理解特朗普战略逻辑的最佳入口，因为它以最直白的方式揭示了美国对“战略资产”的新态度，也成为撕裂跨大西洋关系的标志性事件。特朗普并非首位意识到格陵兰岛战略价值的美国总统，早在1946年杜鲁门政府就曾试图购买该岛，冷战期间美国在此建立的图勒空军基地至今仍是北美防空体系的关键节点。
但特朗普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再满足于“驻军权”或“影响力”，而是直接提出所有权问题，并明确表示不排除使用经济或其他手段达成目标。
格陵兰岛的战略价值是多维度的——
从地缘位置看，它是北美、欧洲与北极三者的交汇点，控制格陵兰岛意味着控制了未来北极航道的西侧入口。随着气候变化导致北极冰层融化，西北航道和中央航道的商业价值正在快速上升，它们可以将亚洲与欧洲之间的航程缩短数千公里。
从资源角度看，格陵兰岛蕴藏着丰富的稀土元素、石墨、铜、镍、钴等关键矿产。目前全球稀土供应高度集中，中国占据了全球稀土产量的60%以上和加工能力的85%以上。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供应链“去风险化”成为共识的背景下，格陵兰岛的矿产资源对美国具有巨大的战略吸引力。
从军事安全角度看，格陵兰岛是监控北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最佳位置，是导弹预警系统的前沿阵地，也是未来太空军事竞争的重要支点。
在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叙事中，美国对格陵兰岛的诉求具有某种“合理性”：丹麦作为一个人口不足600万的小国，根本没有能力开发格陵兰岛217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和丰富资源。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人口仅5.6万，缺乏资金、技术和市场来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
在这种情况下，让拥有资金、技术和全球市场网络的美国来开发格陵兰岛，不仅符合经济效率原则，也能为格陵兰人民带来更多实际利益。这种“资源不应被浪费”的逻辑，在特朗普的世界观中具有压倒性的说服力——如果你不会用，那就让会用的人来用。
但格陵兰岛问题真正的冲击力不在于其本身的价值或美国叙事的“合理性”，而在于美国提出诉求的方式对国际秩序基础的侵蚀。当特朗普公开表示格陵兰岛“应当”属于美国时，他实际上是在向全世界宣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逻辑：主权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是可以根据实力对比、资源利用效率和战略需求重新谈判的。
这种逻辑的延伸是：如果美国长期为某个地区的安全买单、为某条航道的畅通提供保障，那么这些“服务”所产生的“所有权”也应当部分归属于美国。
欧洲的激烈反应揭示了跨大西洋关系的一个根本性鸿沟：欧洲仍然坚持以规则、主权和多边机制为核心的战后秩序观，而美国在特朗普领导下已经转向了一种以实力和交易为基础的现实主义秩序。对欧洲而言，主权是现代国际体系的基石，是不可讨价还价的；对特朗普而言，主权只是众多可以重新定价的变量之一，效率、实力和战略需求才是决定资源归属的核心标准。
特朗普尝试“购岛”的真正危险在于它首次将盟友的领土完整性纳入了美国的交易逻辑。这对欧洲是一个巨大的心理冲击。七十多年来，欧洲习惯了在美国安全伞下专注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国防能力严重退化，对美国的依赖根深蒂固。当这种依赖关系的基础开始动摇时，欧洲发现自己既没有独立应对安全威胁的能力，也没有与美国平等谈判的筹码。
做一个预判，特朗普大概率会在任期内得手，因为欧洲早已四分五裂：德法高调呼吁“战略自主”，推动欧洲建立独立的防务能力；东欧国家更信任美国而非法德主导的欧洲军队；北欧国家担心脱离美国会削弱对俄威慑。这种分裂使得欧洲的“战略自主”更多停留在口号层面，难以对抗特朗普的强行“购买”。
格陵兰岛争端标志着跨大西洋关系从基于共同价值观和安全利益的同盟，开始转向基于短期利益交换的交易伙伴关系。双方再也回不去了。
被外包的叙利亚
如果说格陵兰岛体现了美国对战略资产的控制欲望，那么叙利亚问题则展示了美国如何管理“可控风险区”。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的策略是将安全责任外包给地区盟友和欧洲伙伴，同时通过推动政治正常化来降低长期成本。
英法联合空袭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就反映了美国中东政策的深刻转变。特朗普政府多次表示希望减少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但中东的复杂局势又不允许美国完全撤出。在这种背景下，美国选择了一种“离岸制衡+责任外包”的策略：保持最小必要存在，但将日常安全管理责任转移给地区盟友（特别是以色列）和欧洲国家。
英法空袭正是这一策略的体现。它既展示了欧洲有限的战略自主能力，又暴露了它们对美国整体框架的依赖。对欧洲而言，参与叙利亚反恐行动既是履行北约盟友义务，也是展示“战略自主”的一种方式。通过主动承担中东安全责任，英法试图证明欧洲不是简单的“搭便车者”。但这种“自主”是有限的：行动目标、时机选择，甚至情报支持都离不开美国的协调，本质上仍是在美国主导的框架内行动。
与空袭形成对照的是，叙以关系正常化谈判在巴黎取得突破。这是美国“风险管理”策略的另一面：通过推动政治和解，从根本上降低地区冲突的烈度和美国的介入成本。“亚伯拉罕协议2.0”核心逻辑是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从零和对抗转变为功利性合作，从而构建一个以色列为枢纽、海湾国家为资金来源、美国为安全保障者的新中东秩序。
叙利亚加入这个框架，对各方都有明确的利益。对叙利亚而言，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是获得西方承认、解除制裁、启动重建的关键步骤。世界银行估算叙利亚重建需要2160亿美元，这个天文数字不可能仅靠俄罗斯或伊朗提供，必须打通与西方和海湾国家的资金渠道。而打通这些渠道的前提，就是在安全问题上满足以色列和美国的核心关切。对以色列而言，叙利亚关系正常化意味着北部边境的长期安全，可以大幅降低防御成本。对美国而言，叙以正常化是以最小成本重塑中东秩序的高杠杆手段，可以削弱伊朗在黎凡特地区的影响力，巩固以色列的安全地位。
但这种策略也有代价。叙利亚的主权和政策自主性将进一步受限，它必须在多方压力下做出一系列妥协，而这些妥协可能引发国内政治反弹。更重要的是，这种“交易式和平”缺乏坚实的民意基础和价值认同，高度依赖各方精英层的利益计算，一旦计算结果发生变化，整个架构就可能迅速瓦解。
霸道的“增量发展”
如果特朗普的全球版图重构战略得以全面实施——中东防务主要由以色列和欧洲盟友承担，南美主要国家纳入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格陵兰岛成为美国开发北极的战略基地——这将为美国经济创造巨大的增量空间，但也伴随着严重的结构性风险。
从军事与防务角度看，战略收缩可能带来直接的财政节省。将中东日常安全管理委托给地区盟友，可以大幅削减美国在海外的驻军成本和军事开支。这部分节省的资金可以转而投向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研发或用于削减财政赤字。同时，美国军工企业可以更专注于高精尖技术开发，通过技术授权和联合研发持续获利，实现“轻资产”模式下的利润增长。对以色列、沙特等盟友的军售也将在政策鼓励下增加，直接利好美国军工产业。但风险在于，过度依赖盟友可能导致地区力量失衡，反噬美国利益，或在危机时迫使美国以更高成本重返干预。
从资源与供应链角度看，格陵兰岛堪称“战略宝库”。控制或深度影响该岛，意味着美国有望掌握一个富含稀土、锂、钴等战略性矿产的新资源基地，极大缓解其在高科技和绿色产业中对海外供应链特别是对中国的依赖。北极航道的开发将重塑全球物流格局，美国凭借格陵兰岛的战略支点，可以在未来的北极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发展沿线港口和服务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将南美纳入经济版图，旨在确保石油、铜、锂等关键原材料的稳定供应，为“美国制造”提供近岸资源保障。在拉美国家布局产业链的中下游环节，有助于美国构建更具弹性、成本更低的半球化供应链，增强全球竞争力。
从新增长极角度看，特朗普的战略可能激活多个经济板块。放松环保监管、推动传统能源生产，将直接提振美国化石能源行业，并降低制造业能源成本，吸引产业回流。围绕格陵兰岛，将催生极地航运、资源开采、后勤保障、科研服务等一整套新兴产业，为美国经济创造全新增量。通过与拉美的经济一体化，美国产品可更便利地进入庞大的拉美市场，为美国企业提供新的增长空间，同时也能通过产业转移降低生产成本。
然而，这些潜在收益都建立在极为乐观的假设之上，现实中面临多重结构性风险。
首先是巨额债务的阴影。美国联邦债务已超过38万亿美元，所有战略调整都需要巨额前期投入——无论是北极基础设施建设、拉美产业布局还是军事力量重组。在持续减税政策下，财政赤字可能进一步扩大，加剧经济脆弱性。
其次是盟友关系的代价。对盟友的强硬态度和单边行动，特别是对格陵兰岛的觊觎，会严重损害互信，可能导致欧盟等传统伙伴加速寻求战略自主，在经贸、技术、金融等领域与美国渐行渐远，削弱美国的全球经济影响力。
再次是拉美国家的抗拒。拉美国家有其自身发展诉求和强烈的独立意识，历史上饱受美国干预之苦，未必甘心只做美国的“资源附庸”和“产业下游”。委内瑞拉事件引发的地区反弹就是明证，反抗和博弈将持续存在，美国很难以低成本实现其经济整合目标。
最后是国内利益分配不均。战略收益——如北极资源利润、军工企业增长——很可能集中在少数大企业和特定行业，而战略成本——如贸易保护带来的物价上涨、税收减少导致的公共服务削减——则由全民分担，可能加剧国内社会矛盾和贫富分化，削弱战略的政治可持续性。
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特朗普的战略本质上是在用20世纪的工具应对21世纪的挑战。全球权力分散化、经济多极化、技术革命带来的结构性变化，不是通过控制几个战略资产、外包几个安全责任就能逆转的。
当今世界经济的核心竞争力越来越取决于创新能力、制度质量、人力资本，而非简单的资源控制和地缘优势。美国如果将过多资源投入到地缘争夺和传统产业复兴，可能反而错失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保持领先的机会。
结语
特朗普的全球版图重构正在将世界推入一个新的阶段——不是无序，而是一种以实力、交易和不确定性为特征的新秩序。在这个新秩序中，所有国家都必须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如何在一个不再提供稳定承诺的霸权体系中保护自身利益？如何在主权原则不断被侵蚀的环境中维护基本尊严？
英法空袭叙利亚、美国觊觎格陵兰岛、叙以关系快速推进，这些事件本身或许不会改变历史进程，但它们所代表的逻辑转变——从规则导向到交易导向，从价值同盟到利益联盟，从秩序提供到秩序定价——将深刻影响未来数十年的国际关系。世界正在告别一个相对稳定、可预期的时代，进入一个更加动荡、需要不断重新谈判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灵活性、实力和战略自主性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作者系北大汇丰商学院智库世界经济副研究员）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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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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